劉工：撕裂的史學－－雙重標準

　　糟粕所傳非粹美，丹青難寫是精神。這是王安石的一首《讀史》七言律詩，針對當時俗儒歪曲歷史事實而寫。由此看來，從古至今，我們所知的某些“歷史”史實被篡改，粹美的背后很無恥，但備受國人自豪。

　　例如，史書將唐太宗李世民的形象無限拔高，溢美之詞如滔滔黃河，千百年來被世人稱頌不絕。殊不知，此君其實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流氓皇帝。他自導自演了“玄武門之變”，殺親哥李建成、親弟李元吉，脅迫老爹李淵退位，但絲毫不被世人唾罵。相反，太宗死后一個多世紀，杜甫在《北征》詩尾感慨稱贊道：“煌煌太宗業(yè)，樹立甚宏達。”

　　且不說中國歷代高官名流、文人雅士對統(tǒng)治者的頌揚，也不評他們詩文中的阿諛奉承之言，是心悅誠服的敬佩還是趨權附勢，但文人的作用多也助紂為虐。存在的是，在中國歷史上，有一群奴顏媚骨的歷史學家很無恥，不僅給后世留下了邏輯混亂，自欺欺人的笑柄，而且還是一個龐大的所謂“正統(tǒng)”群體。時至今日，這個龐大的所謂“正統(tǒng)”群體依舊青春煥發(fā)。

　　中國歷史學家最大的無恥，就是依附統(tǒng)治階級設立雙重標準。當大清鐵騎在嘉定屠城，歷史學家咬牙切齒地說是罪行；同樣是大清鐵騎，將準噶爾汗國的人不分男女老少屠城，歷史學家給了一個“平定準噶爾”的美名。屠城與平定，有何不同？屠城是大屠殺，平定是大功績?？梢岳斫猓@種“雙重標準”因為誰服務而論，是叢林法則的游戲，更是媚骨之姿的法則。那么為何要用“雙重標準”撕裂歷史？想必撕裂歷史，為鞏固江山獲得經驗和啟示，揭示社會發(fā)展規(guī)律，振興愛國精神，渴求人文關懷。

　　當然，這個雙重標準不是大清的專利。早在秦始皇吞并六國，一統(tǒng)中華大地，始皇帝就成了歷史的功臣。由此，秦始皇開創(chuàng)了帝國。所謂帝國，廣義上用來形容國力強大的國家，實質就是君主統(tǒng)治的強大國家。從秦帝國到大清帝國，無論漢人統(tǒng)治還是外族統(tǒng)治，鞏固帝國的一系列改革，成就和暴政，都被美化成“盛世”、“治之”和“中興”，但最終的結局遭到的還是改朝換代的命運。正因如此，撕裂的史學“雙重標準”就成為文字游戲，其目的就是愚弄人民，本質就是為統(tǒng)治階層服務。

　　無可辯駁，歷史的“雙重標準”是立場。咬文嚼字地說，人們的思想行為總是有一定立場的，不管是自覺的立場，還是不自覺的自發(fā)的立場，都是立場。但在歷史學家的腦子里，所謂“立場”問題，就是為誰服務。換句話說：我為甲服務，就得說乙壞；我為乙服務，就得說甲壞。這就是所謂“立場”鮮明。

　　那么，歷史學家為什么要站在“立場”層面研究歷史？例如，分裂蒙古是罪行，分裂朝鮮則是功績。這不是歷史研究，是歷史的雙重標準，是各為其主的“學術”流氓。正是這類流氓，自欺欺人地成為泰斗，成為“叢林法則”中的人面獸心，而且還無恥地享受錦衣玉食。

　　撕裂的是，中國歷史學家還是一群愛面子的文人。以宋朝為例，蒙古帝國吞并漢人的大宋帝國，歷史學家變成了文學家，把血淋淋的吞并寫成一部優(yōu)美的史書。更荒誕的是，中國歷史學家又扮演著太監(jiān)文學家群體，奉行上意迎合統(tǒng)治階層的利益，刪減歷史事件的前因后果，杜撰林林總總的離奇故事。這種例子實在太多，從古到今，在中國歷史學家的筆下，他們?yōu)槲膶W家編造“李元霸手撕宇文成都”到“手撕鬼子”提供了歷史佐證。

　　刪減和杜撰歷史也罷了，更奇葩的是，當一個朝代的統(tǒng)治者極端殘暴腐朽，弄得天災人禍，民不聊生，但在“雙重標準”的史學邏輯下，譜寫成公正廉潔，喜從天降，國泰民安。如此地掩耳盜鈴，撕裂的史學大放異彩。